第142章 顿悟便是大智慧（下） (第2/2页)

宗元为同年进士，两人命运几乎相同，但刘禹锡比柳宗元的寿命则长了二十多年。根据刘禹锡《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前序，“马公敬其事，且谨始以垂后，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东柳君为前碑。后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来，且曰：‘愿立第二碑，学者志也’。”刘文称柳宗元为“文雄”，其写作后于柳文三年，应当是819年所作。不过，柳文“大鉴去世百有六年”与刘文“百有六年而諡”的说法虽然一致，这里有一个年号迭加计数的问题需要甄别。慧能是在唐玄宗先天二年亡故，是岁癸丑，下延一百零六年，应该是元和十三年戊戌，而刘文卷首“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柳文的写作也是在元和十一年，这里十一年与十三年明显的相差了两年。查《中国历史纪年表》，唐玄宗先天一年的次年为开元一年，先天二年则被隐去。考李隆基初登帝位，接连出手了一套组合拳。景龙四年（710年）中宗去世时，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联手发动政变，诛杀韦后，迫使温王李重茂少帝逊位，李隆基父亲相王李旦即位为睿宗，李隆基因功而立为太子。延和元年（712年）八月睿宗传位太子，退为太上皇。隆基即位，改元先天，是为玄宗。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先发制人，赐太平公主死，尽诛其余党，改元开元。先天二年与开元元年实质上在同一年内有了重叠。然后也是因为唐玄宗，安史之乱造成天下大乱，天宝十五年出走长安、马嵬兵变，玄宗入蜀，太子李亨灵州自行登基为肃宗，《纪年表》只有至德元年而隐天宝十五年，这一年也有了两个年号重叠。按，因为唐玄宗年代前后两次出现过年号重叠，导致柳宗元、刘禹锡们都将元和十一年作为大鉴禅师去世后一百零六年得到朝廷封谥的时间节点，而不是元和十三年。

    刘文的前面序言也说了大鉴禅师的出身与传承，铭文除了对大鉴禅师的禅理“一言頓悟”做了弘扬，还叙说了大鉴禅师“五師相承，授以寳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发布了南能北秀的禅理差异，“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对于大鉴禅师碑文写作的定位也是非常准确的。

    有趣的是，数百年后的苏轼则有一番这样的评价：“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而南华今无刻石者。”据章士钊先生引，“子瞻曾为南华写子厚此碑，近袁爽秋（昶）在日记中语其事：王摩诘撰《六祖能禅师碑》运用故实，圆通无迹，极骈文之能事矣，然柳子厚《大鉴塔铭》，义理精到处，似胜王作，宜东坡乐为书丹而不辞也。”又，“使来谒辞：廖注称：东坡在韶州，曾为南华写此碑，南华又求写《刘梦得碑》，则坚辞不允，与上录袁日记合。”这里说到，苏轼对柳子厚的《曹溪》等碑文评价很高，去了南华寺却未见到碑刻，便为书写柳子厚碑文，但拒绝了书写刘梦得碑文。这可能是他对柳子厚的特别偏爱之故。因为，韩愈当年纪念柳宗元的《柳州罗池庙碑》一文，后来亦为苏轼书写，勒于石上。永州人将其复制于柳子庙，成为柳宗元事迹、韩愈文章、苏轼书法的“三绝碑”。再后来柳州人重修罗池庙，又将“三绝碑”从永州复制过去，成为一段佳话。

    刘禹锡在写过《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后，还写了一篇《佛衣铭》，对佛衣不传作了讴歌。其引言简洁，“吾既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辩六祖置衣不传之旨，作佛衣铭”。五祖弘忍将衣钵传付给六祖慧能时，知道已经引起了神秀及其他弟子的妒忌，在僧徒之间会有衣钵之争。所以他在传法给六祖慧能时说：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六祖慧能接法之后，遵从弘忍大师的教导，在传法给弟子之时，只传付心法，不再传付衣钵，免除了衣钵争夺之患。